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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照片惹祸 他竟敢对江青拍桌子吼叫(图)

国庆日,毛泽东第四次检阅了百万红卫兵大军及革命师生,工农兵代表。盛会之后,新华社有关负责都到陶铸这里请示:“今年国庆的新闻照片如何见报?”依照惯例,新华社每年国庆之后都要发一组新闻照片。过去中央有规定:其中必须有毛主席和刘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形势明显有变,这次怎么办?”陶铸略作沉吟,拍板决定:“按过去的规定办!”

江青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见报是件大事。陶铸对准备见报的一组照片进行慎重审查,并马上发现了问题:“怎么没有小平的镜头?”陶铸问。

新华社的互相望望,犹豫道:“没有合适的。”“怎么回事?”陶铸立即指示:“一定要有小平的照片。”自从大搞“三面红旗”之后,毛泽东便多次抱怨“邓小平耳朵聋”,可是一开会就“躲”他很远。看来,这位倔强的总书记,即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被“拉下马”后,仍然是这样。新华社的报告:“我们选过了,没有拍照上。”

这可真棘手了。陶铸深明现在这种“非常时期”报纸的重要性。多数大轰大嗡大吵大闹的造反派对这场运动本来就具有很大盲目性,何况当时还存在一些政治投机者,任何一次大的政治活动,哪些人见报了哪些人没见报就成了他们十二分关注的事情,他们就是从这里嗅查“问题”,从而决定其行动的。“有什么办法可以补救吗?”陶铸问。

新华社的说:“可以做技术性处理。”陶铸再一次拍板定案:“可以这么办。”于是,毛主席和刘主席在一起的照片见报了。于是,新华社的将一帧照片上的陈毅隐去,将小平的照片移补过来,也见报了。这样做决不是要损害陈毅。因为陈毅还有其他照片可以上。这就是后来哄动一时,被江青大肆渲染的所谓“换头术”事件。

按照党的传统,主席夫人是不能与主席并列检阅的。按著名次的排列,江青的位置在比较边远的地方。这也是陶铸的决定:“按照规定办。”陶铸在“笔杆子”问题上所作这一番决定,毫不奇怪地得到了“反作用”。

国庆日后,他的眼神突然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回到家里坐下歇息的时候,总是用手指无意识地在沙发上画来画去;或者背着手,低着头在室内很不安地踱来踱去;眼神沉郁,面色灰黯。这种心事重重的神态引起曾志的关注。

“出了什么事了?”曾志小声问。陶铸不吭声,只是一个劲踱步。“到底出什么事了嘛?”曾志忍不住提高一些声音。“没什么!”陶铸只扔下这么一句。

曾志开始留意观察周围的事物,很快便发现,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已被派到陶铸这里来协助工作,而陈伯达的老婆也被分配到陶铸所主管的工作部门中来。

毫无疑问,陶铸已经成为不可信任的人。他与中央文革已陷入很深的危机中。

终于,陶铸也有憋不住的一天。他在急促的踱步中,从齿缝间漏出四个字:“这个婆娘!”

只有四个字,却足以使曾志惊心动魂。只有曾志明白这四个字的份量和意义。因为在广州,陶铸便经常把江青称为“婆娘”,而且声音很大。只要江青不在场,他从不忌讳其他人听了会怎么样。

他已经和江青对立起来,江青可不是当年去广州“养病”的婆娘了,她已经被标上了“旗手”。

文革中第一个跟江青面对面大吼大叫的人

陶铸走进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一眼就看见了他最不愿意看见的江青。不见是不可能的,这是中央文革碰头会,他是文革小组的顾问。陶铸的弱点就是不善于掩饰感情,缺少城府。大概他也有自知之明,忙转身关门,避开江青的目光,顺势右拐入座。可是,江青颐指气使的尖声已经追过来:“你们看报纸了吗?这些照片发得是很有讲究的,我找了半天也认不出哪个是我。”

江青发难了,她被排得“边远”了。陶铸坐下时,已然竭力克制了情绪。他平静地望住周恩来,建议:“江青在党政机关没有正式职务,不如让她担任文化部副部长,联系工作或是参加活动也有个名义。”

“你们碰到鬼了!”江青叫起来,那声音带着穿透力直冲陶铸耳膜。他忍住没有回头,但可以想像到江青盛怒的面孔。他听到江青拍了沙发扶手:“我怎么能作这种事情!”

厅里有那么片刻如哑了一般静。陶铸的建议无疑是在提醒江青自重,也是对国庆照片的人员排列作出回答,表明这里存在着原则性。而江青的尖叫无疑表明陶铸简直是在污辱她。她自认为主席夫人、文革小组副组长,凭这两条就该列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了。

碰头会进门就来势不妙,那结果便可想而知。刚宣布会议开始,江青便首先发难了。

“陶铸!”江青直呼其名,矜持得连二郎腿都不曾放下来,以此提醒陶铸明白明白她是处于什么地位,那完全是一种居高临下的质问口气:“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

陶铸是烈性子,听到直呼其名的声音尖厉,口气凶恶,说话蛮横无礼,差点跳起来。只因为及时接到一个信号才忍住了。那信号就是周恩来的目光。可是陶铸还是以眼还眼地望住了江青。他的眼睛闪烁一下,迅即又变得漆黑,腮上突起了肉棱,微微作抖的身体预示着一触即发。

那一刻,整个河北厅都凝固了。挑战者和应战者剑拔弩张地对峙着。

江青很赏识两个人:教育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卢正义和学部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吴传启,一再催促陶铸去教育部和学部,封他们两人为“革命左派”。陶铸掌握了很多确凿的事实和材料,证明这两个人都是有重大历史问题的心怀叵测的人。为此,他再三向江青说明事实情况,表示不能封他们为“革命左派”。可是江青哪里肯听?只顾坚持催逼。

后来,在卢正义问题上陶铸作了些让步。他去教育部讲了一次话,对卢正义的大字报表示支持,但是对卢正义的历史问题,仍然表示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并且没有按江青意图封卢正义当什么“左派”。

至于吴传启,陶铸始终坚持一步不让。

在周恩来的目光暗示下,陶铸低头喝了两口茶水,算是主动缓和了气氛,然后掀起眼帘,换上较温和的目光重新望着江青,竭力用一种平和的语气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经看过?”“我看过了!”江青自我感觉赢了一个回合,口气更硬。陶铸皱起眉头问:“既然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陶铸的态度已经有所退让。与过去相处比较,他对江青这样讲话已是很礼貌很客气。

“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江青完全是用教训和命令的口气讲话。陶铸摇摇头:“我不能不问动机,不看历史。”

为陶铸是国民党员问题 两人再度争执不下

“至于历史问题么,那有什么了不起!”江青嘴唇开咧成喇叭形,鼻子两侧出现挖苦的纹络:“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现在说个国民党似乎问题不太大,对外开放了。那时不得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你站哪一边?

陶铸猛地瞪起眼,红红的,像打开了火山口。他本来嗓门大,这时的吼声更加火山喷发一般隆隆震耳:

“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还想怎么着!你先读读历史去!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员?他的国民党员能够与我们的国民党员混为一谈吗?”

陶铸吼罢,山摇地动地啐了口痰。

“文化革命”期间,政治局会议,文革碰头会以及中央处理各省市自治区问题的接见会,都发生过不少争吵,甚至是惊心动魄的“大吵大闹”。比如后来发生的所谓“二月逆流”;比如处理青海、云南等省的问题。但是跟江青真刀真枪面对面地大吼大叫,许多工作人员都说,陶铸是第一个。

江青最初被吼惜了,脸色煞白,两颊的肌肤都松松地垂下去,嘴唇开刚着微微颤抖。她当上“第一夫人”后,哪里遇到过敢如此“放肆”吼她的共产党干部?

听听现场工作人员的形容:坐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的沙发里的江青奋力拍打一下沙发扶手,锐利地叫喊道:“你给我去,到学部去,去支持吴传启,你非去不可!”“我就不去!”江青的手还没从沙发扶手上缩回,陶铸的大巴掌已经紧追其后拍在了茶几上,并且跳起身。他也从没遇过敢这样喝斥命令他的人。于是脑袋像穿甲弹,硬梆梆地挺出去:“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

他感觉有人拉他,但盛怒之下哪里肯退让?怒目圆睁地继续吼:“这是共产党的组织,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陶铸被拉着坐下,那边的江青却痴痴地睁着眼,不知所措;上下牙床拉开距离,半晌合不拢。

突然,她哭了。不少文章都写过江青哭,一写就是“大哭大叫”,其实简单化了。

她的哭很复杂。最初是从积满怨毒之气的胸腔里迸出一股短促的气流,像是憋不住而冲突出来,马上被哽住。然后,眼圈才开始循着规律充血变红,大量的泪水才滔滔不绝地涌出。可也没有马上吼叫,而是先掏手绢。

康生无动于衷地坐着,甚至眼睛也眯起来,目光从眼缝里闪出,轮替在江青和陶铸身上稍触即离,频触频离。张春桥也坐着不动,冷冷盯紧陶铸,目光阴森,一边用手轻触江青的手臂。陈伯达和姚文元早已跳将起来,本能地靠近江青,保驾一般。一边指着陶铸吼叫,一边对江青俯耳劝说。

只是到了这时,江青才开始口头出声,喊出声,并且像某些色厉内荏的孩童一样,越劝越起劲,越劝越声大,成为真正的大哭大叫:“我这一辈子还没受过这么大气!你陶铸想干什么?想压迫我?你给我说明白!啊,你欺侮我,你镇压我,你算什么东西?你到底想干什么?”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周恩来宣布散会。陶铸起身就走,身后还响着江青的哭叫。

唉,躲了今天躲不过明天。陶铸脸色阴沉地登上汽车。据警卫曾云回忆:

“从文革碰头会出来,他心情沉重,眼里潮湿,上车时自言自语说了一句:让她这么个搞法,以后怎么得了?那天陶铸是第一个出来,走得很快,一路无语,只到上车才自言自语地说了那么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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