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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核武器就能保障国家安全,这是1945年以来战后国际关系给予许多人启示,中国的邻居朝鲜显然也这样认为。曾经的中国也这样认为,但当1960年代中国先后成功试爆原子弹、氢弹,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有核国家时,中国却处于前所未有的危险中,有史以来最危险时刻。

公元1969 :中国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刻(组图)

遭受原子弹袭击后的日本广岛(图源:VCG)

美国核战略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于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原因,至今仍争议很大,大体有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说和美国原子弹慑服日本说两种。然而,不管哪一个才是日本投降的真正原因,美国投下两颗原子弹所造成的毁灭性后果都震惊了全世界,原子弹为代表的核武器被“封神”。似乎没有原子弹解决不了问题,一颗解决不了,那就再来一颗。

美国作为当时垄断核武器的国家,有些踌躇满志,也有些茫然,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的核武器数量和研究进度都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准。面对核武器的巨大威胁,作为美国对手的苏联只能奋起直追,作为美国盟友、曾经的世界强国英国、法国也并不甘心落后。1949年苏联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1952年英国在美国按帮助下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1960年法国成为第四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50年代,在苏联帮助下中国也启动了自己的核武器研制计划。

受苏联拥有核武器的刺激,美国加速核武器的研发和储备,美苏核武器竞赛开始。据相关资料披露,1949年苏联拥核当年,美国核武器即由上一年的110件增加到235件,到1959年即突破1万件达到15,468件,10年增长14倍,1960年又突破两万。苏联在1960年也达到1,060件,美国两国在1950年代还先后拥有了更具威力的氢弹。

单就核武器数量而言,苏联直到1978年才超过美国,就质量而言苏联与美国也存在差距。但面对日趋庞大的核武器库所具备的恐怖威力,以及核武器的扩散,1950年代美国萌生了与苏联谈判禁止核试验的想法。一方面可以阻止新的有核国家产生,垄断核武器,另一方面对于核技术落后于美国的苏联也是一种限制。

当然,美国公开宣称的理由还有防止核试验对环境的破坏——大气层内核试验所产生的放射性尘埃的危害。1954年,美国在南太平洋比基尼环礁举行代号“堡垒”的氢弹试验时,就因对爆炸威力估算错误,造成附近上百艘渔船约两万多人发生严重的辐射中毒,引发世界舆论的反核浪潮。

当时尚未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和法国,尤其是中国首当其冲,成为被遏制的第一号目标。

美苏共识:遏制中国拥核

自1950年代末期以来,美国政府内的学者和官员就密切关注中国核武器的发展,并推断不久的将来中国就会拥有核武器。1961年1月,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唐纳德·费耳特(Harry D.Felt)上将在一份提交华盛顿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可能于1962年年底试爆原子弹,到1965年可能拥有少量的核武器。

这份报告令刚刚就任美国第35任总统的约翰·肯尼迪(John F.Kennedy)心生寒意,早在1950年代美国就视红色中国为比苏联更加危险的敌人,一个拥有核武器的中国只会更加危险。据时任总统特别事务助理、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回忆,肯尼迪认为:“20世纪60年代最大的事件很可能是中国人的核武器试爆。”

当然,由于当时中苏关系已经恶化,肯尼迪政府同样确定,一个即将拥有核武器的中国,不但对于美国是一个威胁,苏联也会“心情沉重”。美国冷战“遏制”政策制定者乔治·凯南(George Frost Kennan)也断言,“德国和中国将继美国之后成为苏联长期的重大忧虑”,“对苏联来说一个重大问题就是这些与原子弹有关的国家,因而,有效地遏制中国共产党便是苏联政府的一个持续任务”。

而据曾担任苏联驻美大使长达25年的多勃雷宁(Anatoly Dobrynin)回忆,时任苏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对于美国在禁止核验、控制核武器扩散以及单纯的双边冲突等领域合作持乐观态度,认为这是战后美国第一次承认苏联全球核大国地位,并且禁止核试验有助于拉近美苏核武器技术上的差距。

由此,遏制中国拥核遂成为美苏禁止核试验、防止核武器扩散谈判的一个重要议题,并也将成为即将于1961年6月举行的美苏领导人维也纳会议——肯尼迪与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第一次会谈的重要内容。

公元1969 :中国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刻(组图)

1958年,赫鲁晓夫访问中国,与毛泽东设宴款待(图源:Getty)

两难的苏联

尽管苏联在遏制中国拥有核武器上与美国拥有共识,但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在政策层面苏联政府却处于两难的境地。

在二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大背景下,红色中国的出现分担了苏联在欧洲的压力,苏联与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两大支柱。因而,在中共建政后,苏联与中共签署同盟条约,提供各种援助,并为中国核武器研究提供了帮助。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中共攻击苏联为修正主义,以比苏联更左的方式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就连与美国改善关系都很纠结,更何况联合美国遏制中国拥有核武器。

由此,苏联的外交政策与他的现实政治需要严重脱节。当肯尼迪在维也纳谈及禁止核试验、防止核武器扩散,意图苏联出手遏制中国拥有核武器时,赫鲁晓夫不但表示拒绝,还声称坚决支持中国收回在联合国的席位和台湾。“显然,赫鲁晓夫不愿为中国人指责他正与帝国主义调和提供进一步的证据。”

1963年8月,经过讨价还价,美国、苏联、英国在莫斯科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禁止除地下核试验外的一切核试验。巧合的是,7月禁止核试验谈判正在进行时,时任中共总书记邓小平率领的中共代表团也在苏联访问,与苏共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进行长达15天的会谈。两个谈判都知道对方的存在,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指责美国是在“劝诱苏联,反对中国,并毒害中苏关系”。9月开始,毛泽东主持发表了“九评苏共”的系列文章,将中苏两党论战推向顶峰,也使中苏彻底决裂。

据美国政府一位前任高官披露,1963年7月的美苏会谈中,讨论过美苏联合突袭中国西部核设施的事宜。其中一个设想是,美苏各派遣一架轰炸机在罗布泊的核设施上空各投一枚炸弹,其中一枚是实弹。尽管中苏已经决裂,赫鲁晓夫仍不肯表态。

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跻身有核国家行列。几乎同时,赫鲁晓夫下台。

谁是赢家

从效果来看,尽管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目标没能达到,但中苏的彻底决裂,并最终与美国联手制衡苏联,使美国成为最大的赢家,而苏联成为最大的输家。实际上,美国远东政策的最大战略目标就是中苏分裂,遏制中国拥有核武器也要服务于这一目标。

尽管自中共建政美国就将红色中国视为远东地区头号威胁,但早在1954年美国政府检讨远东政策时,朝鲜战争时期曾任联合国军总司令、时任美国陆军参谋长的李奇微(Matthew Bunker Ridgway)就提出,保存中国共产党的武装力量以阻止苏联扩张行动的主张。同年,李奇微在一份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文件中又提出,美国远东政策的“一个首要目标”是“将中国共产党从苏联集团中分裂出去”。摧毁中共的武装力量与美国的长期利益相抵触,苏联将填补中共留下的权力真空。

李奇微的这一主张令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吃一惊,当时仅副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国务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表示有限的支持,但此后分裂中苏实际成为美国对中苏外交的目标之一。次年,中美通过在日内瓦举行的首次大使级会谈建立直接联系,并常态化。截至1970年2月20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共进行了136次。

也正因为如此,美国始终放弃单方面打击中国核设施,以免中苏重新和好。就在距离中国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不到1个月的1964年9月,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Lyndon Baines Johnson)与顾问们讨论中国核武器问题时,仍将使用武力作为选项之一,但他情愿中国拥有核武器也坚决不单方面打击中国。

今天的朝鲜核问题与中国的情况类似,有理由相信离间中朝关系是美国的远东政策的战略目标之一,而中国正处于苏联的两难位置。而朝鲜之所以能够拥核成功,同样是利用大国之间的矛盾闪腾挪移

中国可能是当今世界受到核武器威胁、讹诈最多的国家之一。1950年代的朝鲜战争、第一次台海危机以及1960年代的越南战争中,美国多次威胁使用核武器,甚至将核武器部署到台湾、朝鲜半岛。也就在1950年代,刚刚拥有核武器的英国,也有使用核武器阻止中国收回香港的计划,但最危险的莫过于1969年。

公元1969 :中国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刻(组图)

1957年11月,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后,毛泽东中共代表团访问苏联,中苏分歧公开化并决裂就始于这次访问(图源:Getty)

中苏对峙

1962年中苏决裂后,中苏关系不断恶化。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失败。1966年文革爆发后,中苏虽没有断交,但除了允许苏联经中国向北越运输援助物资外,两国关系彻底冻结。1967年,红卫兵攻击了苏联在北京的大使馆。1968年,苏联向中国新疆附近边境地区增兵,从1961年的12个不满编师、200架飞机猛增到25个师、1,200架飞机。同年,苏联与蒙古达成协议,苏军进驻中蒙边境。

也就在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扼杀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布拉格之春”改革,开了武力干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内政的恶劣先例。苏共最高领导人勃烈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在扑灭捷共改革后,还提出了合法干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内政的“有限主权论”,声称“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应受到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利益的限制,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是有限的”。显然,如将这一理论推而广之,中国很难说不是苏联下一个目标。

为应对苏联的威胁,1964年毛泽东下令开始“三线建设”,将东部地区的企业有计划有步骤地迁往中西部“大三线”地区,东部各省内部又建设了“小三线”。1965年,中共军事防御重点由东南沿海向华北、东北、西北地区转移,以防御苏联进攻。1966年3月28日,毛泽东指示:“要准备苏联来打我们,打进满州,打进新疆,中央突破从外蒙古(蒙古国)打进北京。”1968年,中共组建了12个生产建设兵团和3个农垦师戍边。每个兵团约10万人,储备有轻武器和军事物资,平时为农,战时为兵。

到1969年,美国深陷越南泥潭,通过勃烈日列夫上台后的疯狂扩充军备,苏联在军事力量上已经与美国并驾齐驱。苏联的洲际、中远程弹道导弹射程覆盖中国全境,并都可携带核弹头;苏联空军的远程航空兵作战半径覆盖中国长江以北,同样可以携带核武器。驻蒙古苏军的“钢铁洪流”仅需数天时间就可以从中蒙边境突击到北京城下,苏军太平洋舰队可以对中国整个东部沿海地区实施封锁和登陆作战。中国周边环境更加险恶,中苏边境局势日趋紧张,直至擦枪走火。

擦枪走火

1969年3月,经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由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开国上将陈锡联策划,中国边防军在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市境内乌苏里江中与苏联存在争议的珍宝岛伏击苏联边防军,史称“珍宝岛事件”。

中国29人阵亡、1人失踪、62人受伤,苏军58人阵亡、94人受伤,一辆当时苏军最为先进的T-62坦克也落入中国手中,战后中国完全控制珍宝岛。从结果、伤亡来看,中国以有心算无心,取得了胜利。

珍宝岛的失利,使苏联丢尽脸面,试图寻找机会找回面子。在此后6月10日新疆塔城地区塔斯提河畔发生的“塔斯提事件”,以及7月8日中国黑龙江同江市八岔乡西北黑龙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的八岔岛发生的“八岔岛事件”中,苏军都没能占到便宜,损失略大。最终,苏军将找回面子的反击行动选择在了铁列克提。

公元1969 :中国有史以来最危险的时刻(组图)

珍宝岛作战中中国缴获的苏军T-62坦克(图源:VCG)

铁列克提位于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在冲突发生前,新疆军区就接到了苏军准备报复的情报,这一地区的边境巡逻一度暂停。但不知什么缘故,1969年8月13日这一天巡逻重启,从战后披露的有记者同行来看,很可能是要取证“揭露”苏联在边境地区的作为。为防止意外,在几十人的巡逻队背后,还有一直几十人组成的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总兵力约1个连。

然而,当中国边防军巡逻到铁列克提时,遭遇的却是装备有装甲车、武装直升机以及大口径火炮的优势苏军的团营级进攻,而新疆军区最近的可与之匹敌的援军在几百公里外。激战(电视剧)5个多小时,主阵地被围的25名士兵、3名随军记者除1人被俘外全部阵亡,支援部队也有6人阵亡,数人受伤。苏联终于挽回了颜面,事后表彰参战人员,共颁出列宁勋章1枚、红旗勋章5枚、红星勋章6枚、3等光荣勋章2枚、勇气勋章10枚、军事荣誉奖章11枚,可谓慷慨。

在边境冲突的同时,苏联还曾通过与克格勃有关的一位英国《伦敦晚报》记者与台湾国民党政权联系,声称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并承诺,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当台湾在中国大陆登陆时,苏联将在中苏边境制造事端。出于对共产主义苏联的警惕,蒋介石拒绝了。

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中苏边境一系列的冲突,尤其是珍宝岛事件激怒了苏联。以国防部长格列奇科(Andrei Grechko)元帅等人为首的军方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力主使用在远东地区部署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等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

其间的决策如何,不得而知,但据已经公开的资料,1969年8月20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紧急约见了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向苏联通报了准备核打击中国的意图,并征求美方意见来看,到1969年8月核打击中国已经成为苏联的一个选项。

在美苏对峙的大背景下,曾经的美国不愿意单方面打击中国核设施,而是要拉上苏联一起干,以免将中国重新推向苏联。苏联也不傻,同样不愿意单方面核打击中国,以免中国倒向美国,这才有了多勃雷宁征求美国意见。

尽管美国也曾想核打击中国,但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而且,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必然会招致中国的全面报复。届时,核污染将直接威胁驻亚洲25万美军的安全。更可怕的是,一旦让苏联人打开核打击这个潘多拉盒子,整个世界就会跪倒在北极熊面前。

经过磋商,美国决定反对苏联核打击中国计划。一方面,通过一家名为《华盛顿明星报》的小报将苏联核打击中国的消息披露出去:“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请一时间世界舆论哗然,中国开始进行战争准备。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方针,全国进入“要准备打仗”的临战态势,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开始转向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实行“山、散、洞”配置,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部分国家领导也被疏散到全国各地,如朱德就被疏散到了广州从化。

另一方面,基辛格代表美国政府向多勃雷宁明确表示,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美国不会坐视不管。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还透露,尼克松已签署了一份准备对苏联130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苏联有一枚中程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开始。

无奈的勃烈日涅夫在愤怒地高喊“美国人出卖了我们”后,取消了核打击中国计划,中国面临的最为凶险的核危机随之结束。

尽管苏联取消了核打击中国的计划,并在1969年10月恢复与中国的边界谈判,中苏紧张关系开始缓和,但却永远失去了中国。1971年基辛格访华,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中美开始联手对付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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