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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以来,这长期是个老大难问题。

文|日飞

1953 年 6 月,北京市工商局决定,在北京做摊贩谋生的外地农民应一律予以整治,「由公安局清查户口,进行检查,限期回籍生产。」

随之而来的清理行动,远远未能达到预期目标。事实上,1950 年代前期,北京市曾多次发动联合执法行动,均未能成功将这些贫苦农民驱赶回乡。

怎样驱赶北京低端人口 看新中国与底层百姓互动磨合

▍平津总前委首长在正阳门城楼上检阅解放军入城式

这些一无所有的底层摊贩,甚至没有在执法人员面前束手就擒。根据当时政府部门的记录,他们不但大肆以游击、迂回战术相抗争,而且常常口出恶言,当面指责管理者「执行的是反动政策」,让他们「有能耐去把台湾拿回来」,令负责清理工作的干部难堪不已。

相比之下,社会地位远高于他们的企业家、民国政客和知识分子,均在同一时期的历次运动中应声而倒。这些底层求生的外地人为什么格外坚韧抗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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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民政府在中山公园举行惩治反革命罪犯的大会

「盲目流入城市」

1949 年 5 月,刚进城不久的北京市政府出台政策,为改善市容、交通,全市四万余户摊贩须在市政府登记,办理牌照,到十二个指定的市场区域经营。约 3 个月后,政府宣布整治工作完成,摊贩已「各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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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市长、军管会主任叶剑英

事实上,摊贩牌照并非人人可得,尤其是在摊贩中「约占三分之二」的外地农民,正是北京市政府的重点清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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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的摊贩许可证

持续数年的内战,加上 1949 年的河北水灾,使得大量周边地区的贫民、灾民涌入北京求生,其中很多人摆摊为业。

可想而知,很多摊贩不但没有固定居所,「晚间宿在城门洞里及其他空场地方」,不少人甚至不能自备挑子、箩筐、小车、秤等摆摊工具,须从小商店租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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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的北京街头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不幸的是,这些起早贪黑、风餐露宿的摊贩,按马克思理论看来并不属于「劳动人民」,而是理应在农村从事体力劳动、却「轻视劳动,盲目流入城市」来游手好闲混生活的青壮年劳动力。

在政府看来,摊贩既不直接生产粮食,又要长期在市区生活,消耗城市的粮食供应,而且管理困难,怎么看都像是有国民党特务混迹其中,自然应当严格筛选、控制,只允许老弱病残、生活极度困难者充任。

1950 年,商业局的报告中提出建议,对本市居住的外地难民以「遣送返籍」为原则,「对经营摊贩一般不应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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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广州的摊贩。建国后全国各大城市均有驱逐外地摊贩的行动 /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几个月后,北京市政府又作出明确规定,只有生活困难的北京市户口持有者和复员军人才能上街摆摊,且牌照须每年一审,一旦发现本人经济条件已有所改善,立刻剥夺其摆摊资格。

其实,除了底层外地人,长期找不到工作的北京户籍者也在清理之列。

1949 年底,北京开始「有计划地号召与介绍」失业市民迁往东北、察哈尔、绥远等地务农,这些地方地广人稀,有些还「在土改时留下了一些土地」,正好安置北京的无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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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 年北京正阳门外

因此,1953 年的整治计划中,这些没能进入十二个集中市场的摊贩都成为了取缔对象。除了外地农民要驱逐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即使是本市的青壮年摊贩也要「坚决取缔」,与流氓分子相同待遇。

如 1953 年 7 月,北京宣武区共清理摊贩 307 人,其中农民 200 人、市民 107 人,最后只有 16 人得到长期营业执照。

从 1950 年开始,北京市多次展开这样的多部门联合整治行动,查获的无照摊商数量动辄上千,其中的农民往往被遣送回原籍。1954 年的整治中,有数百外地农民被遣送回乡,造成三起自杀事件,被工商局认为「影响很坏」。

然而,这样的战果并不能长期有效,摊贩们只是暂时消失,很快又重返北京街头。1953 年 8 月,北京市委的报告中便提及,外地回乡的农民仅是极少数,北京本地无照摊贩也很少改行。

「你是什么出身」

摊贩们之所以坚守岗位,主要是因为摆摊几乎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不但北京本地贫民找工作困难、无处可去,即使是外地摊贩,许多也来自灾区,返乡后难以解决生存问题。相比之下,来京摆摊即使被工商部门取缔,也无非小小惩戒,蒙混过关也不特别困难。

为了让他们一去不返,工商局曾在 1953 年的整治行动中请求劳动局协商解决,给青壮年摊贩安排就业。然而劳动局本来就为高失业率所困,虽然一度同意,后来还是答复「现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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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公安局也曾以「各派出所人少事烦」为由,冷淡答复工商局请求他们协助查处无照商贩

即使在街头取缔摊贩时,工商执法人员虽然多数时候都能保持强势,不时也会遭到言语和行动上的回击而措手不及。

如前门区就有摊贩被管理处人员批评为「轻视劳动」后,当面指责对方才是吃闲饭的,「每月拿好几十」,反而轻视自己的劳动。对于确实不从事体力劳动的管理处人员来说,这样的责难并不容易应对。

老年摊贩更令人头疼,他们当众指责管理处人员是「小毛孩」,执法行动是没大没小,甚至援引民国时期的生活经验,当街批评新政权「和蒋介石没有两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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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老人更难搞的是解放军退伍军人,虽然按照规定可以摆摊经营,但他们往往拒绝去政府规定的集中市场,专挑交通繁华的地段,与管理处短兵相接。

在遭遇执法时,这些人不但行为嚣张,比如以「老子腰疼」为由拒绝站起来,而且还语多放肆,历数革命战争时期的丰功伟绩,有的更质问党干部「是什么出身」,让人家「有本事去打蒋」。

相对而言不这么尖锐的摊贩,也往往会表示「您说叫我干什么去呢」,让管理人员「指条明路」,同样能令指不出明路的管理处人员无言以对。

尤其令工商人员难堪的是,北京市民对无照摊贩常持同情态度,特别是在执法行动频发的春秋时节,八成以上的无照摊贩都在经营瓜果,广受群众欢迎。

早在 1950 年,管理处初试身手后就在报告中表示:「勉强取缔,恐围观之人忍予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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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在广场上卖萝卜的摊贩

时间一长,摊贩们甚至学会了守望相助,有人被查时,其他摊贩便跑来扮演围观群众,「打抱不平,阻碍取缔。」

为尽量避免在光天化日之下对抗民意,工商部门只能在搞运动之外,另行采取其他策略。

对不能自备摆摊设备的摊贩,工商局就从小商店入手,严禁他们出租箩筐、小车等,从根源上断绝了贫苦摊贩的经营渠道。

「不劳动者不得食」的原则,也被用于打击摊贩:1955 年的多部门联合行动中,除了外地农民要坚决遣送,对屡教不改的本地青壮年还要断绝其粮食供应,通过饥饿疗法让他们重新爱上劳动。如果仍不见效,则「强迫参加劳动」。

此外,工商局还发动宣传攻势,收集个别摊贩坑蒙拐骗、强买强卖的行为,「重点地在报纸揭发。」

这些方法尽管各有长处,但要真正解决北京的底层人口摆摊问题,还是得等到真正的社会主义到来之后。

「老子最爱过拘留生活」

1950 年代后期,三大改造完成后,国家完全控制了商品的流通渠道,社会主义终于取得胜利,无照摊贩自然难以为继,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只在各个经济困难时期短暂复出。直到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反映的时代,北京市民才再次熟悉他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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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摆摊的知青

不过,此前这些底层人口能在首都北京长期逍遥法外,也不单纯是因为他们特别能战斗或特别能吃苦。

更大的原因,还是他们的无产者身份。

相比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其他运动,1950 年代的北京对外地摊贩的打击力度十分微弱,一般不过罚款、教育、遣送回乡。

即使是采取强硬手段「暴力抗法」的摊贩,或者是扔下货物逃走、转天再来向管理处索赔的刁民,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几率也相对较低。

1954 年的突击整治中,只有 23 人被移送公安局,最终被判刑的只有 7 人。

宽松的专政环境下,个别摊贩也意识到了反抗并无极端后果,逐渐变得敢于斗争、善于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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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管理处人员的记录中,留下了不少摊贩遭到整治时的口号,从「我要饿极了就抢了」到「老子最爱过拘留生活」,宣武区甚至有摊贩拒绝政府发给的执照,视工商法规如无物。

相较于广大「阶级敌人」,外地农民和本地贫民毕竟是无产者,秋风扫落叶的打击方式并不合适。1955 年,北京市委在审批工商局关于摊贩问题的报告时,便特意将「逮捕法办」从处理方法中划去,显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得的温情。

要通过整治手段驱逐北京的底层劳动者,还得等到政府转变思路,彻底不再视他们为阶级兄弟、而只是影响北京市容的下等人以后。

※ 本文主要参考了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任伟《中共新政权与底层百姓的互动磨合——新中国初期北京整治无照摊贩》,特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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