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去、今两年的劳教案拨乱反正潮中，徐利平律师代理了不少后来引起广泛影响的劳教案，如“上访妈妈”唐慧案、兰州赵梅福案、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案等。

7月15日，唐慧和律师徐利平（右一）走出湖南高院。唐慧诉永州劳教委案二审当天宣判，唐慧胜诉。

一个个极富争议的劳教案的涌现，最终汇成了对劳教制度的批判巨流。在劳教制度被废止的过程中，徐利平扮演了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者角色，他在个案维权中批驳劳教被滥用，又在网上和媒体著文，将讨论焦点从对劳教制度的批评转入如何废改上来。

在废除劳教制度的征途中，包括徐利平在内的律师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重庆案子多办不过来”

这一股劳教案的拨乱反正潮，风起于重庆，肇始自方洪案。 在方洪案中，徐利平只是个围观者。他虽为法院的判决鼓掌但认为仍有瑕疵，并在微博上提了一些意见。

紧接着方洪案的，是又一个引起广泛关注的劳教案—大学生村官任建宇案。这次，应浦志强、斯伟江律师的邀请，徐利平成为了参与者，3人一起准备起诉状。徐利平说，两律师邀请，是因为“重庆劳教案子多，办不过来”。

重庆的被劳教者彼此之间都有些联系，徐利平说方洪比较活跃，联系广泛，很多被劳教者都是通过方洪找到了徐利平等律师。

“每次到重庆，很多被劳教者找我，忙不过来，和其他律师商量后决定做一些典型的（劳教案），如涉及言论自由方面的。”

在重庆，除了任建宇的案子，徐利平还介入了多起劳教案子，只是程度有深有浅，如黄成城、田宏鸳被劳教案。

重庆的这些劳教案，被劳教的缘由千奇百怪，如方洪是因以“一坨屎”讽刺重庆公安处理李庄，如任建宇是因转发他人微博。

徐利平对此感触很深，“王立军治下的公安局怎么这么嚣张，劳教人像割韭菜一样，一刀过去一大片。劳教一个公民太随便，无法无天。”

劳教委做出劳教决定时“随意”且简单，但被劳教者和律师们要通过法律程序“纠正”却非常艰辛。

徐利平说，在代理劳教案过程中，遇到不少障碍，尤其是劳教所对律师会见被劳教人“设置一些阻挠、障碍”。

任建宇另一名代理律师浦志强到重庆涪陵劳教所会见任建宇时，劳教所工作人员拒绝安排，理由竟然是无法辨认律师证上北京市司法局印章的真伪。庭审时则遭遇法庭限制旁听。如法院只给了任建宇方5个旁听证，其他人员均是由官方组织旁听，“限制旁听很厉害，外面一大帮人和记者进不去。”

由于重庆被劳教者众多，又均效仿方洪、任建宇等维权，要求判令撤销原有的劳教决定，这让重庆方面感到十分棘手。

任建宇起诉重庆市劳教委一案，重庆三中院以超过法定起诉期限为由驳回，依据是《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当在知道作出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三个月内提出。”

徐利平说，重庆法院的这一做法等于把任建宇等被劳教者“打官司的大门关上了”，因为当事人知道劳教决定后三个月内基本都还关在劳教所里。

徐利平认为，重庆法院未正确援引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个月的法定起诉期限，应从被释放获得自由开始起算。

劳教本为“挽救教育”

在代理众多劳教案中，徐利平更真实地感受到，当地公安部门运用劳教工具时的“得心应手”。

任建宇转发微博的情况，彭水县民警找他了解清楚后表示“没事了”、“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任建宇称，当时看到警方对他的处理是教育警告。但随后民警来找任建宇，并最终对其做出劳教决定。

同一事实，先被告知“没事”后又被“劳教”，徐利平认为，这是“一定要搞任建宇”。

而永州市劳教委决定劳教唐慧，徐利平认为是担心唐慧在当年将召开的十八大期间上访，“动机就是这个，一定要关起来。”

兰州赵梅福被劳教的背景更明显，十八大召开前夕她到了北京。兰州市皋兰县公安局回访时发现后，到北京将其“接回”并直接投送至劳教所。

徐利平说，劳教所人员曾对赵梅福说 “先关上两周”，这明显就是要拖过十八大的会期。

“劳教变成了公安部门维稳、截访的工具。”他总结说。而2010年6月，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指出，要警惕一些地方的领导干部把劳教当成打压上访的工具。

劳教制度的形成，基于三个文件：1957年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79年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1982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

但如果严格执行这三个规定，也不会出现任建宇案和唐慧案，因为根据上述规定，各地劳教委会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领导和管理劳动教养工作，并审查批准劳动教养决定。

问题出在公安部2002年发布的《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其中第二条、第三条规定了劳动教养决定权归属公安机关。

徐利平表示，这一规定出台后，“各地公安机关越权行使着本应当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劳教委的行政职权，实属严重违法。”

徐利平说，代理了这么多劳教案子，最大的感触就是劳教体制混乱，且异化成了有关部门管控社会的一种强力手段，而不是教育手段；劳教的作用成了威慑，而非挽救教育。无论是惯偷、卖淫嫖娼者，还是上访户，被劳教后也没有什么效果，反而导致他们抵触情绪很强。

上述规定除了让公安部门越权行使职权，还明显扩大了劳教所能使用的范围。

徐利平为此还联合另一位律师致信公安部，要求废止《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中相关条款。

一度比较悲观

实际上，中央高层一直有心改变劳教制度，如1987年，国务院就将“劳教法”列入“七五立法规划”；1991年，司法部将劳动教养法送审稿报国务院审议，未果；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劳动教养立法纳入“九五立法规划”，后被搁置。而《人民日报》也指出，在2000年《立法法》等法律颁布后，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权力只能由法律设定，“劳教已陷入不合法的窘境”。

但20多年来动作频频，却未有结果，原因何在？

徐利平说，或因社会稳定形势不理想，想找找机会“等治安好时再改”。但中国社会在转型，涌现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这个机会一直等不到”。

但社会对劳教制度的批评却日趋广泛、尖锐起来，尤其是从去年开始，由于大量匪夷所思的劳教个案的涌现，人们对劳教制度的批评达到了一个高峰，同时也变得更加深入。

徐利平表示，对于劳教制度的批评，数十年来大家都是重复相同观点，“扣一顶违宪的帽子”。而通过去、今两年的深入讨论，“不光关注违法性问题，还关注到未来改革”。

如徐利平曾在微博上发了《劳教话题16谈》的长微博，随后又与斯伟江律师合作撰写《劳教废改，何去何从？》，发表在媒体上。

文章称，改革派提出了“司法化”改造的思路，即废止劳教制度，制定新法（如《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来替代，并将强制教育的决定权交给法院。这一派占据了上风，且和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的意图基本契合。

如今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于废止劳教制度的原则性决定，以及不久前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书记、院长周强要求法院积极配合劳教制度改革，探索完善轻微刑事案件快审快结机制，都印证了两位律师的预测。

彼时，徐利平律师比较悲观，认为短时间内难以废止劳教制度，因此提出一套妥协的过渡方案，即先推翻《公安机关办理劳动教养案件规定》中的相关条款，坐实劳教委的权力，使由民政、公安和劳动部门负责人组成的劳教委能真正运行自己的权力，同时保障当事人的聆讯听证权。

但实际上，最后政府执行了另一种过渡措施，即停止使用。

今年1月7日召开的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宣布，中央已研究，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后，今年停止使用劳教制度。

在中央表态后，各个省份陆续停止使用劳教制度。

徐利平说，今年打击谣言的集中行动，放在从前，很多人就不是被拘留了，“肯定都是直接劳教”。

劳教废止后的立法

徐利平认为，去、今两年这一轮批判劳教制度的高潮，缘起于重庆在薄熙来落马后，大量劳教案浮出了水面。

2012年4月，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对薄熙来立案调查。次月，因在网络上讽刺薄熙来、王立军被劳教的方洪起诉重庆市劳教委，6月法院判决重庆市劳教委对其劳动教养的决定违法，7月，方洪向重庆市劳教委提出国家赔偿申请。

徐利平说，方洪案“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接着涌现出一系列案件。如任建宇案、彭洪案、谢苏明案等。

徐利平说，一系列个案涌现，加上媒体长时间聚焦，让劳教制度再次成为众矢之的。

此外，因为2012、2013年是中央换届的大年，“新旧交替，容易关注一些改革”。无数人把这个时段，与孙志刚之死促成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的2003年对应起来，“大家有了2003年一样的渴望”。

人们没有失望，在2013年的年末，中央最终决定将劳教制度送入历史。

徐利平说，虽然劳教制度被废止，但现在从法律意义上还没有废除，因为还需要在全国人大走一系列程序。

对于劳教制度废止后的问题，《决定》的提法是“完善对违法犯罪行为的惩治和矫正法律，健全社区矫正制度”。这应该就是人们此前热议的替代法律—《违法行为教育矫治法》。

徐利平说，新法律矫治对象的范围，未来在立法时肯定会有一番博弈，还需要重点关注。

此外，配套法律也需要进行一系列调整。两位律师在《劳教废改，何去何从？》一文中曾有过分析，如在诉讼程序制度方面，需要人大及常委会制定新法律；在执行中，具体由法院哪个庭室来处理，也涉及到《人民法院组织法》的修改调整，“工作量不小”。